每天下午3时许，小学放学铃声响起，而家长却要5时许才下班，这段尴尬的真空时间，成为许多上班族家庭的“三点半难题”。

为破解这一难题，浙江早在2013年就已出台学后托管的相关意见，当时在国内属于领先。但各地在实际探索中却被“校内学后托管班不能收费”等规定束缚手脚，进展缓慢。不过这一状况正在改变。

根据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有关做好课后服务的总体要求，2018年12月，省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人力社保厅四部门联合再次发文，推动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工作，其中就提到公益服务与成本分担相结合的原则，并从2019年开始，在全省范围有托管服务刚性需求学生的小学都要开展校内托管服务工作。

20多天过去了，临近期末，我省小学校内学后托管进展顺利吗？近日，记者走访省内多所小学的学后托管班进行调查。

填补监管空档   大人小孩都安心

1月8日下午5时10分，在东阳横店一家超市运货的黄先生将电瓶车停在横店镇第三小学校门口，快步走进校园，四处张望。横店三校从去年11月22日开始实施免费校内学后托管。因为校内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数量众多，政策一经推出，276名学生报名，占学生数量的近30%，黄先生的两个儿子就在其中。

“爸爸，这里！”在该校分别读四年级和六年级的两个孩子已在校园里汇合。这样看似平常的日子，让黄先生尤感幸福。他告诉记者，一家4口从江西来东阳打工生活，妻子要晚上八九点才能下班，所以接孩子做晚饭都是自己的事。“我也要5点才能下班。学校没开学后托管班时，孩子放学后没地方去，只能在校门口站着等。”黄先生说，学校附近有托管班，但一个学期7200元的费用，他们难以承受。黄先生还发现，类似他们这样在校门口苦等父母下班来接的孩子还不少。如果遇上严寒风雨天，一到放学时间黄先生就开始心神不宁，担心孩子的冷暖安全。黄先生的大儿子小武（化名）告诉记者，自己特别喜欢学后托管班。“以前放学后只能站校门口，吃完晚饭才有空写作业。现在，在托管班就能完成作业，回家还有时间看书、看电视。”

这些，也是该校校长沈兴兴下定决心要做好校内学后托管的原因。“我们学校的学生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孩子组成。校外托管机构我去看过，质量参差不齐。”

与此同时，在杭州市卖鱼桥小学教育集团文澜实验学校的教室里，还暖意融融。孩子们有的在写作业、看书，还有的三五成群在教室一隅下棋。“爷爷奶奶觉得杭州冬天没暖气，太冷了所以回青海老家了。我可以在托管班边写作业边等妈妈。”该校三年级女生小萱（化名）说。17时30分，负责当日三年级学后托管班的李路奇老师将排好队的孩子们带到校门口，一一交给家长。“校外托管机构一个月收费3000多元。钱倒在其次，关键是怕培训机构不靠谱。”在校门口，记者碰到了行色匆匆赶来的王先生，他的女儿在该校读一年级，夫妻俩是双职工，老人都不在杭州。“美中不足的是，一年级作业很少，孩子参加托管的一个半小时里，如果能安排更丰富的活动就更好了，费用可以由家长来承担。”

然而，并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像王先生一样准时赶来接孩子。当天，记者陪着李老师在校门口的保安室等到晚上6时17分，最后一个孩子才被接走。“没实施学后托管前，我很担心会隔三岔五地加班。”李老师说，一学期实施下来，她发现其实真正需要参加托管班的孩子并不多。全校1000多个一至三年级的孩子，只有160人报名，每个老师每学期值班3天即可。现在，不论师生还是家长，对于学后托管的接受度都不错。

政策打上补丁　破解最大难点

从出现“三点半难题”至今，多年来，浙江省各地都在不断探索托管服务办法。例如嘉兴，从十几年前就开始试水“晚托班”。2013年11月，省教育厅出台了《关于在小学鼓励开展学生放学后托管服务的指导意见》。但直到2017年，全省仅有27个县（市、区）开展托管服务，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30%，开展情况远不如预期。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按照2016年出台的《教育部等四部门关于2016年规范教育收费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课后看护费属于不可收费项目。

不收费的前提下开学后托管班的经费哪里来？全省校内学后托管班的“江湖”上逐渐出现了3种“招式”：湖州德清县采取由县政府牵头协调，每个托管班每年补给教师2000元的办法，相当于每小时补贴教师10元左右。最近开始施行学后托管的杭州，用的也是这一办法。而在杭州主城区还未全面铺开学后托管服务之前，西湖区则是让老师义务加班完成学后托管班管理，但参与学后托管的人数较少。

还有一种是少数县（市、区）变通解决，通过社区学院、青少年宫等名义在校内承办学后托管，收取适当费用，并由承办单位给参与托管的教职工适当发放补贴的办法。“这种变通的办法看起来解决了问题，且收费也不高，但因为主体责任不清，一旦出现安全事故，非常棘手。”一位资深教育界人士分析。

“每年省两会，代表、委员都有关于延迟小学放学时间或落实托管服务措施等方面的提案、议案。”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朱国清说，学后托管是针对父母都要上班、家里没有人手按时接孩子放学的刚需家庭，虽然这不是学校和教育部门必须提供的服务，但多年来省里也不断在想办法。在多方努力下，去年8月这道难题有了新的突破口——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各地可根据课后服务性质，采取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费用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我省在调研已经实施学后托管的县（市、区）的情况后，紧跟着，在去年12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小学放学后校内托管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就提到公益服务与成本分担相结合原则。

这样的突破让各地教育部门及学校对2019年即将在全省铺开的校内学后托管充满信心。“校内学后托管的定位清晰了，推进这项工作的制度和机制障碍破除了，各县（市、区）和学校落实起来就会顺利得多。”朱国清说，目前，全省已有40多个县（市、区）在开展托管服务，下学期还有更多的县（市、区）将要实施。按照时间表，最晚到2019年秋季，浙江所有县（市、区）的刚需学校都将推出学后托管服务。据省教育厅基教处相关负责人预测，届时全省估计将有至少20万名学生家庭会有学后托管的刚需。记者了解到，目前，除了杭州、义乌在2018年已将学后托管列入政府民生实事，宁波、嘉兴等市正在争取让学后托管列入2019年的政府民生实事。

忧质量怕爆表　城乡各有烦恼

几天的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个现象——部分城市里的小学学后托管班，人数有下降趋势，而城乡结合部的小学校长却在担心，学后托管班下学期的人数会“爆表”。

杭州一所小学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透露，自己所在学校每个学后托管班的人数，平均比开学时少了10人左右。家长们选择退出的理由，多为家里有人手可以解决放学接孩子的问题了。虽然人数变动属于正常情况，可据老师们一个学期的观察，校内学后托管班的内容，跟城区学生家长的期待相比确实还存在差距。特别是对于作业较少的低年级学生来说，无所事事的托管班易成鸡肋。如何让学后托管内容变得更丰富？从2017年9月就开始探索校内学后托管班的杭州滨江区东冠小学，曾采用让音体美老师和外聘的健美操、舞蹈老师来给学后托管班的200多个孩子辅导的方法，反响非常好，一度成为校内学后托管的“样板”。但一年以后，学校却不再外聘老师，而是让全校老师自愿报名轮流管理。“音体美老师每天下午本来就需要上3节课，如果再天天接着管学后托管班，太累。外聘老师要求比较高，也比较难找。”该校校长傅力行说。

“目前杭州361所开展校内学后托管服务的小学中，有179所已将体育、艺术课程结合进去。”在杭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相关负责人看来，学后托管如何提高质量，正是下一步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其中的关键是要找到微妙的平衡点——既要呼应家长们的需求，也要考虑学校的能力。同时，由于学后托管并不是普惠性服务，也需要防止托管服务变成校内补习班等性质异化问题。

而沈兴兴现在最担心的，则是学后托管班人数“爆表”。“已经有不少家长找到我，表示这学期已在校外参加付费的学后托管班，下学期想报名参加校内学后托管班。我预计，下学期参加校内学后托管的人数将翻番。”沈兴兴说，目前学校的老师每两周参加一次学后托管班管理，如果学生人数激增，教师参与托管服务的频率必然会增加，学校的管理难度也会大大提升。

“准备在县里推广校内学后托管时，我们以为会出现城市热、农村冷的情况，没有想到真正实施后，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村学校的需求量反而超过预期。”东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分析，外来务工人员基本是双职工，缺乏助力；而农村有不少留守儿童，老人无力隔代看管。而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这些孩子，也正是教育部门接下来在校内学后托管工作中更需关注的群体。

而各个农村也已在探索破题之招。如东阳的大联小学老师们因地制宜地为孩子们安排学后托管活动。“我们是足球特色学校，所以天晴时，我们会组织70多个参加托管的孩子到操场踢球和运动。”该校校长张淑清说，目前主要利用现成的师资力量。接下来，他们还准备将学校周边的文化礼堂、消防中队等资源利用起来，组织孩子们去参观。沈兴兴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农村校内学后托管的成本费用将大大低于校外学后托管机构费用，对于家长来说负担不会大，对于老师来说，也能体现个人劳动价值。”沈兴兴说，目前，自己就盼着东阳市的学后托管新政细则早日出台，让校内学后托管为学生家长带来更多便利。

下午5时50分，夜幕四合，横店三校校园里一片寂静，保安室透出的灯光照在校门内外的小路上，就像正在重新萌芽的校内学后托管新政，努力向社会传递着光和暖。